“新零售”背景下的“新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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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新物流”产生的背景

“新物流”概念并不是近几年刚刚出现,早在2000年前后就已见诸国内报纸和期刊,但其被业内更多关注还是在2016年10月“新零售”的提法出现之后,且近两年其热度不断升级。

“新物流”的产生既有宏观环境因素,也有微观环境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费者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零售”要求结合线上线下及物流发展,更好地为消费者需求服务。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新零售”和“新物流”,并为之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新物流”产生的主要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09年物流行业被正式确定为国民经济中的第十大产业。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为我国物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中共十九大及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提出关于加强我国物流业发展及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于2017年前后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推进供应链创新被上升到国家层面,旨在推动物流降本增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2018年5月31日,“2018全球智慧物流峰会”在杭州举行,主题为“新物流时代”,这是“新物流”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在业界营造出“新物流”与“新零售”相伴而来的浓厚氛围。其后,各种与“新物流”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纷纷展开并进入公众视野。而“新物流”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的基础上产生并日渐发展,且与“新零售”和现代产业发展相配套,共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推动作用。

(二)“新物流”的理论溯源

“新物流”的理论基础,追根溯源,还是来自于传统的物流基础理论、市场营销学理论、价值链理论、供应链理论等。物流行业目前包括货运、快递、电商物流、冷链,同城物流、跨境物流,等等。物流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物流评价体系一般有五个主要因素,即品质、数量、时间、地点和价格。

1.物流活动自古就有。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及国内水陆运输,都可见物流活动的踪影。国内近代较早提到物流,是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主张效仿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改革,但此建议并未得到当权者重视。

2.物流的概念由日本传入我国。20世纪50年代,日本赴美国考察团从美国引入了物流理念(物的流通),后于20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中文被译为“物流”。依据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一般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物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1年底到现在。其间我国的物流业从起步、初步发展到融入供应链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经历了颇多曲折,但目前我国物流整体仍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与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相匹配还有很大距离。

3.市场营销学科正式建立后,物流大多在市场营销学中的分销渠道理论部分有所提及。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传统物流已经扩展到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即供应链管理。供应链作为一种系统理论,是在迈克尔·波特价值链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价值链强调的是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桑克和戈文达拉加(Shank & Govindarajan)扩展了价值链的范围,詹姆斯·沃麦克和丹尼尔·琼斯(James Womack &Daniel Jones)将价值链理念拓展为价值流。供应链的定义是1996年由赖特(Reiter)在整合了上述价值链和价值流思想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的,即“供应链是一个实体的网络,产品和服务通过这一网络传递到特定的顾客市场。”格里芬(Gerrifi)2001年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揭示了全球产业的动态性特征。全球物流进入供应链时代,业内比较集中的看法是始于2005年1月。

由上可知,“新物流”和传统物流都是供应链的组成部分,但“新物流”包括传统物流中的有效成分并区别于传统物流,也是连接供应、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在新时代更加体现出其服务赋能及提供消费者体验的属性。

二、“新零售”下“新物流”的内涵

(一)“新物流”的内涵

“新物流”作为一个新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物流而言的,从实质上来说,没有“新物流”,就不会有“新零售”和“新制造”;但作为“新零售”和“新制造”支撑的“新物流”,其内涵比传统物流更广泛,[1]它不仅支撑“新零售”和“新制造”,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与零售业进入“新零售”时代相对应,物流行业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2-3]。业界和学界近两年关于“新物流”的观点虽然各有不同[4],但也有一些共识,即“新物流”支撑“新零售”,必须以新技术和大数据作为驱动力[5]。阿里研究院关于“新零售”的定义是“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的泛零售形态”,也有学者据此推导出“新物流”的含义应是“以货物流通为基础的数据连接技术推动的服务支持体系。”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新物流”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还应包括更广泛的含义。

本文研究的“新物流”的内涵,主要是指新时代新的物流体系,它是新时代供应链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是指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也包括小数据)、区块链等先进的信息技术,以新时代理念和思维为引导,将标的物从出发地运往目的地或消费者手中、并与服务相结合的一系列过程。“新物流”注重公开、竞合、共享、协同,强调智慧、绿色、高效、安全。比如亚马逊有一项“新物流”服务叫“供应链关联”:如果您与供应商合作,并由供应商将库存直接发送到亚马逊运营中心,此服务可让供应商利用有限的权限,通过供应链关联门户网站访问您的货件;与此同时,与您合作的制造商、货运代理和批发商都可以使用此服务,这样多方可以共享信息,简化运输流程,还可以即时跟踪货物运行轨迹。

“新物流”的组成,不仅包括对传统物流的升级与重构,也包括对传统物流的破坏性创新及新的创造(更加注重顾客体验等),并不断地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这里的大数据,是指未来数据网络的发展趋势将会是官方、民间、移动终端等多方面的相关数据直接相连,并最终将形成一个新的大型数据网络即数联网;这里的小数据特指个性化数据,即“新物流”不仅比传统物流范围更广,所服务的顾客群体针对性和精准性更强。“新物流”既涉及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环境、法律、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等宏观层面,也涉及企业自身的组织管理、物流系统具体运行、供应链渠道中上下游利益相关者的竞争与合作、与客户和终端消费者的连接等微观层面。

“新物流”可以帮助消费者在最方便的时间和地点,随时都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本文主要以“新零售”背景下的“新物流”为研究对象。

(二)“新物流”与传统物流的联系与区别

1.二者的联系。“新物流”的发展以传统物流为基础,并吸收传统物流中的积极因素,同时更是基于传统物流的不足与缺陷寻找新的降本增效途径,并伴随消费者新的需求、科技与社会的进步而产生的旨在保证“新供应”“新制造”“新零售”等顺利进行,并作为供应链必要组成部分的一系列服务过程。

2.二者的主要区别。(1)传统物流是交易营销模式下的物流配送,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不注重培育企业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目前我国比较先进的第三方物流配送占整体物流配送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且传统物流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新物流”是以追求关系营销模式下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物流模式,注重与客户的长期合作,积极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协同配合,关注整个供应链的良性运转[7]。(2)传统物流更多注重传统方式下的简单物流配送,对物流资源和人力资源都造成很大浪费,且无法满足顾客日益提高的便利、安全、绿色、高效、智能等更多要求[8];“新物流”强调的是商流、信息流与物流的结合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协同发展,追求上下游等利益相关方及客户的多方互利共赢[9],更加注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从而使物流业的综合效益大大提高,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物流业可持续发展。(3)传统物流不重视物流服务层面的职能,不能营造良好的客户体验环境,导致物流活动缺乏创新,发展滞后;“新物流”更注重物流本身所具有的服务属性,强调客户体验是影响物流成败的关键环节。

(三)“新零售”下“新物流”发展的代表性企业

随着“新物流”概念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在新技术的不断驱动下,“新物流”的具体实践风起云涌,并成为未来物流的一种新方向。其中,“新零售”物流又是“新物流”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新零售”物流的代表性企业,国外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的亚马逊、联合包裹(UPS)、沃尔玛和谷歌等;国内的典型代表是菜鸟网络、苏宁、海尔、顺丰、京东等一些企业。这些公司都已经在“新零售”物流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主要是电商物流和快递物流,且几乎都已申请或实践操作过无人机送货。虽然无人机送货因为各种现实问题目前还不被大众看好,但如果相关配套措施逐步完善,在不远的将来,无人机或可以飞行的汽车送货都可能成为现实。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以菜鸟、顺丰、京东等为代表的中国物流快递公司和以中远集团为代表的中国货物物流公司,都在探索如何借“一带一路”把自己的影响继续扩大到国外。比如:顺丰积极与美国及世界大型物流公司UPS合作;中远与国外很多港口、码头合作;天猫与菜鸟于2018年1月开始与线下的屈臣氏等诸多商家合作,使用它们作为前置仓,并推出门店发货、定时送达的即时物流服务。以上这些企业都是开启“新物流”实践的一些代表性企业,它们在转换为“新物流”的管理和运营机制后,既提高了物流运营效率,也提高了企业综合效益。 

(三)不断提升企业经营品质并创新管理模式,与“新物流”接轨

企业经营品质主要指企业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市场地位、成本削减等方面的表现。在当今市场环境中,企业只有持续提升自身经营品质,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才能更好地与“新物流”接轨。企业应支持“新物流”积极为企业自身及合作伙伴进行技术赋能、服务赋能、管理赋能,培养物流业的“隐形冠军”。赋能,将成为未来新的商业业态。

未来,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诸多新技术协助“新零售”下的“新物流”做到与利益相关企业互联互通,从而极大地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这方面已有部分企业走在了前面。比如,苏宁云仓就打破了以往的传统仓储和补货模式,在仓储品类、管理方式、装备与技术等层面用新科技重新布局,2016年11月开始投入运行的南京苏宁云仓,实现了2000万件商品从入库、补货、拣选、分拨到出库全流程的智能化作业,日处理包裹最高达到181万件,拣选效率达到每人每小时1200件,在“双11”当天,第一个订单仅仅花费了7分钟就完成了出库。与苏宁相似,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近两年也通过新技术应用布局“新物流”,同时探索提供从需求预测、运输配送、市场分析等在内的全方位智慧供应链服务,成为中国先进的“新物流”供应链基础设施服务商,为物流企业未来构建人、货、场的“新物流”生态系统及物流业综合效益的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然,这些“新物流”骨干企业各自发展的侧重点和赋能“新物流”的切入点也有所不同。阿里入股苏宁、三江购物、银泰、百联集团、新华都,同时不断进军新兴产业和海外市场,成立了盒马鲜生、零售通天猫小店、阿里全球速卖通等,以便于面向国内外市场打造在线交易平台。腾讯有积累多年的数以亿计的社交流量和网络支付数据,同时依托零售为其新的突破口,在支付尤其是微信支付上积累了数以亿计的数据资源,从而使其有能力为“新零售”和“新物流”赋能,也可帮助它与更多伙伴合作,还相继入股了永辉超市、海澜之家,投资万达、拼多多、唯品会、美团等,综合效益明显提高。可见,“新物流”的实践使物流企业的经营品质不断提升。

在管理模式创新方面,“新物流”企业应始终围绕业务经营为核心而不断改进管理,面对市场时应做到应对措施灵活多变,包括实行柔性管理、个性化管理、平台化管理、战略一体化管理等。“新物流”企业也可以将个人家庭生活计划、客户企业日常供需计划与自身管理与服务相连,不断将创新管理模式与创新服务模式相连,在实现管理创新的同时,也实现服务延伸和服务增值。比如,亚马逊公司2015年8月率先开发了Dash按钮,可以接入家庭无线网络,实现消费者家里的储藏室可通过智能系统自动感应到何时缺少常备物品,顾客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在亚马逊网站上直接下单购买。这个购买过程就是亚马逊将企业创新的个性化、柔性化管理与创新的服务模式相连接,从而实现了服务延伸与服务增值,以满足顾客日益变化和提升的需求。另外,“新物流”企业管理还可以与合作伙伴、移动端等方面相结合,开发出更多创新的管理模式,从而更好地与“新物流”接轨。

(四)加大高级物流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为“新物流”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随着“新物流”的发展,相关方面应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发展壮大高级物流人才队伍,为“新物流”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持。同时,也应不断加强中级和基层物流人才的持续性培训,以提升物流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与能力。

目前,我国高素质技能型物流人才十分匮乏,物流人才总量供给和人员结构均不能与物流发展实际相匹配,这种客观实际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物流业的良性发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提供的数据,2016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29.7万亿元,2017年252.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2018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3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当前只有加快建立较为完善的物流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才能适应物流业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物流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应由相关各方共同努力,共同发展。比如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社会培训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等,都可以成为物流专业人才培养的基地。要想培育出更多合格的物流管理及实施人员,还需要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力量、高等院校等多方面的协调配合。

(五)加强政策扶持,为“新物流”信息化追溯及物流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保证

国务院办公厅及其他相关部门近两年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积极促进物流行业降本增效,重新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物流体系。政策层面对“新物流”的支持还应持续、有效、长期进行,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未来“新零售”下的“新物流”在信息追溯方面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所有的产品从出厂那一刻开始,就有一个动态的独一无二的标签,可以通过先进的信息追溯系统随时查询到产品的来源与去向,包括产品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的运行轨迹,其中既有传播渠道、分销渠道,也包括服务渠道,“新物流”环节也在其中各个节点有迹可循,这中间不仅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更有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的支持,以便于在发生问题和纠纷时明确责任,追踪轨迹从面到线再到点,即形成一个精准追踪链。同时,“新物流”的纠错机制在未来也会更加完善,届时将创造一种极致的客户体验。现在我国有官方数据网络、民间数据网络、移动数据网络等多种数据信息网络,如果在必要时将这几个数据网络相连,那就会形成互联网外的另一个网络——数联网,这就可以打通数据边界,在必要的信息保护系统的支持下使多方共同享受更多方便和利益。

(六)不断寻找新的蓝海,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2015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50%(据国家统计局),从国际经验看,国民经济以服务业占比为主要组成部分时,经济增长速度将进入下行阶段。我国服务业和经济增长目前也正好符合这个国际惯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和2018年我国GDP比上年同比增长分别为6.9%和6.6%)。但目前中国的消费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而表现出大幅降级,而是变得更加多样。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在食品、服装、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主要方面均有不同程度增长[12]。人们更追求产品的性价比、个性化、新品类、新产品、新国货、“新零售”模式等,甚至出现了新的经济业态,如以男性新型消费为主要代表的他经济等。这些因素给物流业不断寻找新的蓝海创造了新的契机。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消费品生产企业追随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不断投资新产业、新产品,如小米生态链等。“新零售”下的“新物流”企业也可以跟供应企业、生产企业和零售企业深度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的供应链条,还可以与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合作在国际市场找到蓝海。比如海尔、顺丰、苏宁等许多国内企业都已经开始探索跨国物流供应链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习近平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强调:“世界经济需要各国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物流”企业应该积极行动,有所作为。

同时,结合目前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新零售”下的“新物流”企业也可以在与老龄化社会相关的领域及电竞、动漫等新兴产业未来的持续开发中找到蓝海[1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我国人口基数大,哪怕只是很小众的需求,在全国加起来都很容易形成规模优势。2018年中国电竞选手在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MSI)、绝地求生世界赛(PGI)、亚运会、英雄联盟第八赛季总决赛(S8)等比赛中的优异成绩不仅让世界瞩目,也使更多国民关注电竞运动及产业。电竞产业可以打造出集电竞研发、宣传推广、赛事运营、后勤配套等为一体的电竞产业链,而动漫直接产品和间接产品的开发、生产、出版、演出和销售,对物流企业来说都存在诸多新机遇。

以上种种因素综合起来,都会给“新零售”下的“新物流”企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多机会,从而促进未来“新物流”的发展。“新物流”企业不仅要发现蓝海,也要勇于创造蓝海,为企业找到更多新的出路。

(七)建立和完善企业识别系统(CIS)及企业危机预警机制,增强企业应变能力

企业识别系统(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CIS)包括理念识别(MIS)、行为识别(BIS)、视觉识别(VIS)。CIS就是将企业理念和文化进行整体的统一设计,利用整体表达系统体现出企业的个性与特征,并科学、有效地传达给内外部公众[10],使公众对企业产生一致的认同感与价值观[11]。CIS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IBM公司创立,现在已经上升为关乎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许多世界知名企业纷纷推行和导入CIS,并对之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以更好地塑造企业自身形象。但目前国内一些中小型物流企业在这方面还很落后,甚至有的小型物流企业不仅没有推行和引入CIS,就连企业对外门店的外观装修都十分陈旧,更别提理念识别和行为识别的发展了,从而严重影响了顾客对企业的心理评价。

另外,“新零售”物流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及应对机制,并建立危机专项资金,以备不时之需。在公共关系危机的几种常见类别(误解性危机、事故性危机、假冒性危机、公共性危机)中,事故性危机是发生比率最大的一种危机,其危机原因主要是由企业自身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公共性危机由于指向的对象是危机发生范围内的所有人群,因此危害性最大。不管是哪一种危机,一旦发生,都会给民众、客户和企业造成很大损失。因此,企业应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样,当发生危机时就可以立刻启动危机预警及应对机制,把企业损失或相关利益方损失降到最小。

(八)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物流”发展提供更多基础保障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我国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未来将不断加强,这将给“新零售”物流的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工信部部长苗圩在2019年1月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表示,5G商用产品将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市场,未来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物联网、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发展将会大大加快。可见,信息产品将会朝着更加追求高质量、高效益、高效率的方向迅猛发展。

“新零售”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07年11月13日,全球海拔最高的移动通信基站在西藏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处测试开通;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它的建成通车方便了三城之间的交通和旅游发展,有效吸引香港资金到珠江西岸城市投资,将促进三城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近年开通的中欧班列连接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物流通道,打通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陆路交通,成为国际物流陆路运输骨干;2019年我国又新开多条高铁线路,如京沈高铁已开通沈阳至承德段,如果全线开通,沈阳到北京将由原来的4小时缩短至2.5小时,沈阳正式迈入京沈经济圈、交通圈。

我国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新物流”发展提供更多保障。这将给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也会推动“新零售”下“新物流”发展的高效、安全、便捷、低成本和低库存。

总之,“新物流”是未来物流业的发展方向,也是现代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零售”物流只有在与互联网、物联网、新技术、全球化、新的经营品质、服务创新、合理的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相结合,并吸收传统物流中的优势元素,更加注重服务赋能与客户体验,才能切合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节奏,更好地促进物流行业持续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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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树梅(1968-),女,吉林省长春市人,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学、物流经济学;门瑞雪(1963-)(通讯作者),女,吉林省长春市人,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消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吉林长春1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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